走近中国中车：高铁是怎样“炼成”的

贸易、金钱、启蒙、解放贪欲、奢侈、信仰立法万能，乃是现代国家的特征所在，无论它是绝对君主制还是现代代议制。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

[44]孙中山：《三民主义》，32页。[15] 其实在天下一家的观念中，这样的理念是十分正常的，有的时候，整个国家甚至被理解为一个身体。所以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这样，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政治法律体系和以文化价值为基础的天下国家观念，逐步为追求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理想所取代。

[40]但梁启超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竞争的世界中，国家是促使文明进步的最高的团体。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不然，我们就不用讲中西马三大思想资源和三大传统了。

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开句玩笑，会有人说当年打倒孔老二还是不彻底，让他反攻倒算了。如果说西方文化推崇的是理性及其同质化和普遍性，那么，中国文化则重视情理的交融以及差异互动。当然也有要走在现实前面的，如有人就主张以孔夫子替代马克思。

他本人对古希腊的文化更是情有独钟，并给予了许多的思考和阐释。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已被纳入到极左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路线中，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提供理论根据，成为被后人所诟病的马列教条。

事实上，我们是把这样一种对启蒙运动的更正归功于浪漫主义，即除了理性根据外，传统也保留了权利，并且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规定了我们的制度和行为。毛泽东真正把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孔子完全对立起来，是在解放后，并且伴随着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反右等一系列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的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确需要斗争性、革命性强的思想学说，而当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代后，讲求宽容、和谐的观念及学说就会受到欢迎。他们本来知道，五四运动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其实是被历代统治者筑起来的圣庙，其中虽有孔夫子及其弟子的牌位，却不复有先秦儒学的真精神。

正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生、交融的现象，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证。马克思立足于现代工业生产和由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人类自身的革命实践开显人类最后解放的前景。到了晚年，他在所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反思建国后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的教训，思考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看重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即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

因而，真正为中国所需要也能够被接受的西方的思想理论，不仅要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欢迎，还要有能力影响和引导中国的广大民众。社会科学确实有其优势，它的最大优势是发现了人类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关系，发现了人类生活对物质条件包括人的生产能力的依赖性，并按照因果观念推断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取向，追溯人们的各种思想观念得以形成的客观条件和环境。

这说明维新派的思想眼界已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由此可见，儒家在近代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往往同出一源，难分难解。

马克思看到了由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导致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一种世界文学即属于整个人类的新文化将产生出来。那么，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真得被扫地出门、不起作用了吗？物质的、器物的文化可以毁灭甚至不留痕迹，如北京的城墙，但我们对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却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当着产生这种思想文化的社会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他的戏说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些人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孔夫子思想时，中国人也不自觉地用孔夫子的思想、用平均主义理解社会主义，以大同世界理解共产主义。作为文化的有机系统，传统本身就是由各种要素乃至一定的异质性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其矛盾的张力恰恰是传统的生命力和传统得以变革的机制所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经验的事实。

儒学（Confucianism）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因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否则，我们连眼下的思想文化现象都不能正确地分析理解，更不要说明确今后思想文化建设的任务了。

新文化运动及其对于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批判，其影响主要是在城市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各地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体制并没有多大改变，拜孔教也在各地和乡村复活着，这说明当时中国学术教育界的力量和影响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他认为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的代表和思想家的相遇，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解释人类历史，得出资本主义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结论，并为此呼唤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如在1942年，毛泽东与匡亚明谈话时强调，孔子是两千年前的伟大人物，思想中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进化论讲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格言，昭垂于人类，而达尔文的进化之说本诸法兰西人拉马克。如果说，西方文化充分地发展了人类与周围世界、与自身的分化、竞争的潜能，那么，中国文化则更为看重人类与周围世界及其自身的整合与和谐。大家连饭也不够吃，总不应该容许少数人吃海参鱼翅吧。

这个革命使得原来作为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转变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18]加达默尔，2004年：《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既关乎理，更关乎情，而恰恰只有在文化传统及其因革损益的过程中，人们才能将做事与做人统一起来，做到合乎情理。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

这就是自在自发的传统的形成。近代以来政治成为主题，但儒家的德治传统也深深地影响着近代的革命者。

所以它们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基本内容，成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和著述环绕的主题。--至于有人说，文革的源头是五四运动的激进思潮，则值得一辨。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和他对已卷入全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国革命的热切期盼与支持，更是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希尔斯指出：在现代，人们提出了一种把传统当作社会进步累赘的学说，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错误。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国人头上的辫子虽然剪掉了，但头脑里的辫子却未剪掉。在这个历史阶段，孔孟儒学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而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则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

[23]希尔斯，2009年：《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这都说明，马克思贡献于人类理论宝库的虽然主要是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但他并不缺少人文的价值的关怀。

但是不难发现，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各种西方学说及其所主张的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思想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逻辑中，因为进化论是一个特别能够打动中国人的叙事，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盖孔学与国学决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